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政策同样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4万亿2.0的效果就比4万亿1.0的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做投资的效用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2009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两个前提条件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今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的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划不出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

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的模式再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是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转型的问题。

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企业家去西方学习非常有必要

昨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就是要学人家的观念、人家的心理，其次才是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

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的企业家缺少创新企业家，但有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去看、去学，但你要想照抄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困难，你让美国人生产奔驰、宝马，他们也生产不出来，你让德国人生产特斯拉，德国人也不行。所以，第一是要学人家的心态，学人家的理念。德国那么多的优秀中小企业手里都有独特的技术，在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那么一个小铺子，小作坊，专心致志走下去，在一项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钻研和精神，这是我在德国看中小企业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种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这样一种内心的追求，他们认为把这件小事做好是非常有价值的，会为自己的小作坊感到骄傲，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 (责任编辑：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