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业转型，许小年认为，我们陷入传统的商业模式不能自拔，首先要转变的是观念，因为“中国人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对于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金融的热火朝天，许小年直言自己是“泼冷水”的，他认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早就有过总结，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中低速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要明显的低下来，而这个增长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放慢。结构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时间持续多久？我最近看到外电报道，财政部长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讲，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可能要持续5年的时间。对于财政部长的估计，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这样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我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我们不缺钱，缺的是盈利的投资机会

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的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不断的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分清中国两个“中国模式”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从1990年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来自于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于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9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发展，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责任编辑：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