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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国家经济支持的收养机构
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是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
没有身份，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机构资金来源的不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事实上对很多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是他们遇到的普遍困境。
最近，北京“天使之家”又将面临创办后的第五次搬家，目前“天使之家”挂靠在“儿童希望基金会”的名下，但更多的资金来源还是依靠社会募集。而在几年的运作过程中，“天使之家”也曾数次面临停水、停电，以及重新选址的难题。
对于朱智红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高昂的医疗费。先心病的患儿在出生一周内最好进行手术，肛门闭锁的孩子应在出生后3至7天进行手术，还有很多病种，在发现后的24小时内治疗最佳，有时上午接到的患儿，下午就有可能在北京的某家医院中进行治疗了。朱智红说，这就是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治疗费用。
朱智红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网上募捐。
有的孩子有心衰的情况，上呼吸机的费用每天要一千元，她曾为了让一个孩子用呼吸机，向福利院寻求帮助，但福利院最终选择放弃治疗。
民间收养机构出路的地方探索
如果有足够的物资，朱智红说，她能救助更多的孩子。今年，她的目标就是想争取机构注册成功。
“我希望相关政策能尽快完善，让这些孩子们享受与公办福利院同样的待遇，让孩子们更有公平感”，而李利娟表示，这也是很多民间收养机构创办人共同的愿望。
从1996年收养第一个四川籍孤儿开始，截至2013年1月初，李利娟已经收养了54个孩子，其中48个孩子是孤儿或弃婴，6个是其父母无抚养能力的孩子。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48个孩子全部上了户口，以李利娟为法人代表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也已经注册。
2012年年初，“转正”的安徽省颍上县王家玉孤儿院，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现在王家玉孤儿院已经成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该孤儿院被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未满18岁的孤儿都能享受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补助。
这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她一直盼望着能有一所高标准、设施完善的福利院，能给那些孤残儿童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
目前，经武安县相关部门协调后，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规划用地50亩，由政府筹划。资金方面，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武安县相关部门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由政府筹划。资金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案例
一个官办福利院的改革之路
一群乳娘、一群孤残儿童，让山西大同散岔村成为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的发祥地。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却在不断缩减，从建国初期的38个锐减至今日仅剩散岔村还在孤独地坚守。
面对新时期的历史条件，领孤残儿童抚养模式改革之先的大同福利院，正在进行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到寄宿的全面转型。
“我一直想养两个孩子，之前工作没有条件，现在退休了，可以全职照顾孩子了。”大同市散岔村的张仲桃和老伴儿都是退休教师，从2002年起，就代养大同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已代养了十多个孩子，大部分身有残疾。
在散岔村，代福利院抚养孤儿是件很普通的事。从上世纪60年代，这个贫困村相继抚养了1300多名孤残儿童，其中95%身患残疾。至今还有90多户人家寄养着100余名孤残儿童。
为福利院代养孤儿的乳娘，一部分是类似张仲桃一样，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自愿为抚养孩子尽一份力，还有一部分贫困家庭靠每个孩子每个月的政府补助结余帮助改善生活。
“从最开始的一个月给十几斤小米到几元钱、十几元钱……直到现在，每个孤儿每个月能有近1000元的生活费。”村支部王书记说。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及人们观念的改变，福利院的补助正逐步失去诱惑，相比于寄养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时至今日，38个寄养村仅剩一个散岔村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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